谁偷走了我的快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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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布时间：2005-12-02 22:32:34

　  走进咨询室的葛伟一身名牌休闲装，脚上穿着一双意大利软皮鞋，衣履的样式搭配得很相宜，看得出他是个注重物质生活的人。

　　“这几年我学习、工作都挺顺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感受不到快乐。”他下意识地咬着牙，嘴角旁出现僵硬的细纹。休 闲 居 编 辑

　　“我是学生化的，老家在南昌近郊。从进京上大学的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毕业后一定要留在北京。只有在大城市，我的专业才有用武之地。

　　“为了留京各方面都要做到出类拔萃。首先学习要名列前茅，特别是英语，毕业前一定要达到6级水平，这是考研和就业的敲门砖，不能忽视。还得争取当一两届学生会干部，求职时，工作单位都喜欢能力强的人，简历里要是有‘一官半职’的点缀，能增加不少含金量。

　　“那时，我一方面当着班长，一方面又成为学校乐队的主唱，常常是下课后直着嗓子在小礼堂吼完‘那时花开’，然后就着华灯初上赶到面摊上吃碗面。填饱肚子后再揣上‘新概念’，进自习室接着‘练’……

　　“我那时的想法是，如果你不抢着承担点儿社会责任，同学能认同你吗？你不在乐队里增加全校的‘曝光率’，学生会选举人家能投你的票？虽说我高考分570，北京同学才480，可毕业时你的综合素质不出众，北京照样不认你。在金光闪闪的北京户口面前，我们这些小城镇来的孩子再优秀也是弱势群体。”

　　说到这里，他激动起来，下巴不自禁地抽搐了几下。

　　这是颞颌关节功能紊乱的表现，也是快乐缺失综合征的特定标志之一。对生活的欲求不满，是引起此症的主要原因。为了导出葛伟心里的郁结，我反问：“难道做这些时，除了疲劳你就没有成就感吗？”

　　“有，可接踵而来的还是挫折。大二时学生会干部竞选，我以两票之差名列第二。当时听着满校园回荡着广播里传出的竞选实况报道，心里溢满自豪。可最后分工，我才当了个出力不讨好的外联部长。一打听，才知道两个副主席之所以当选，是请‘有关人士’吃饭磨合的结果。兴奋立马变成了沮丧，我觉得被愚弄了。第二年选举，我效仿前任未雨绸缪，竞选前一月，每顿两个馒头一碗菜汤，省下生活费，再加上业余打工的钱，选票刚过线就遍请‘同僚’，终于如愿以偿当了学生会主席。”他长舒一口气，似乎现在还有如释重负之感。

　　“为什么一定要当学生会主席？”我不解。

　　“既然做就要做到最好。”葛伟口气颇自负。

　　看来他是个“完美主义者”。追求完美可以说是青年人最大的非理性认知误区，以想当然的“最好”、“最优秀”要求自己，衡量现实，随之而来的碰壁、阻力可想而知。如果在追求的过程中再掺入私欲的驱使，患得患失，当事人沉湎于“不快乐”，也是势所必然。

　　果然，葛伟的叙述又转入低调：“不过愉悦只是一刹那的事。想留京，要做的事还很多。为了扩大就业门路，临毕业前两年，我费尽心思联络知名企业，以学生会的名义出马和他们搞活动，做联谊。每天忙得来去匆匆，功课也不能‘挂’，挤在公交车上还戴着耳机背英语。大四下学期偶尔照镜子，22岁的我额前竟冒出了几丝白发。吓得我赶紧给自己许愿，只要工作落实，拿到工资就去旅游，好好放松放松。算是天随人愿，刚拿到毕业证，一家合作过的外资企业就和我签了聘书。工作解决得挺顺利，可想往的轻松愉快却始终和我无缘。”他无奈地苦笑。

　　“那是因为你又有了新目标吧？”我笑问。追求完美的人达标后，往往会把目光投向更高层次，很容易陷入“要求—受挫”的循环怪圈。

　　“当然，与时俱进吗。进公司我就发现，我还是‘弱势群体’。同事的学历几乎都比我硬，不是硕士就是出身‘重点’。这种高手林立的阵势摆明，你要是不尽快做出业绩，年终续约准没戏。我决心尽快做出成绩，得到大家认可，不但要续约，还要力争三年后提升。进公司不久，正值领导层提出推进产品本土化，我抓住机会利用工余时间做了一个月的市场调查，写了15页的企划案直接交给了负责这项工作的副总。副总是荷兰人，我娴熟的外语和明晰的思路都让他欣赏。看完我的企划后，他不但在公司会上表扬了我，还提出有机会尽量安排我到国外学习。

　　在外企能争取到国外进修的机会就意味着晋升的可能，初战告捷真让我高兴。可没想到我的锋芒却触怒了部门经理，他在同事中大造舆论，说我急功近利哗众取宠，连带着一些同事也对我侧目而视。

　　我想我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证明我的能力，否则肯定会被淘汰出局。不管是做企划还是开拓市场，我都挖空心思努力做到无懈可击。为了提高英语的语感，睡觉时还塞着耳机听英语。不到半年，就得了失眠症，常常半夜醒来，睁大着眼到天明。眼前掠过的都是部门经理和同事讥讽的眼神。一上班，全身的肌肉都会紧张，尤其是颈、肩酸痛难耐。如此殚精竭虑还是出了错，前不久我经手的一张出货合同，竟然报错发货地点，察觉后虽及时做了补救，可我还是看出了经理眼中的幸灾乐祸。最糟糕的是公司最近要挑选员工到国外进修……”没说完他眉毛就打成了结。

　　“所以你又感到不快乐。”我问。

　　“不是‘又’，”他纠正我，“是一直感到不快乐！这几年好像有谁把快乐偷走了。”葛伟的下巴剧烈地痉挛起来。

　　葛伟失眠、肌肉紧张、时时存在的危机感，及由此引发的“粗心大意”（工作效率低下）都是“快乐缺失综合征”的具体表现。而且，他的不快乐明显透着那么一种鲜明的时代特点：越是成功越是失落。

　　客观地说，葛伟的经历不但不是失败，甚至称得上幸运，可他本人却沉湎于消极、焦虑的心态不能自拔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源于目前高速竞争的时代偏于鼓吹进取，“你要做到最好”、“只要争取你就能得到”常常是舆论的主流导向，忽视了客观世界的现实性。这种误导容易让人一旦受挫，便怨天尤人备感失落。心理学家塞谬尔森劝导“完美主义者”：以最好为目标，我们的旅途将挫折不断，没有终点。

　　其次，葛伟过分看重成就，而忽略了成就需要和联系需要的平衡。心理学家戴维·麦克莱兰认为，倘若对成就和权力的需要占据了生活的主要位置，你永远不会快乐。因为你舍弃了人类社会的支柱—社会成员彼此的联系和关爱。葛伟之所以忧心忡忡，很大程度来自顶头上司和同事不友好造成的不安全感。

　　此外，葛伟的任何付出都是为了得到回报。大学时承担社会工作是为留京增加“含金量”，工作后为续约、晋升又急于表现，萦绕于心的始终都是对都市物质生活的眷恋，说是急功近利也未尝不可。现代心理学认为，当一个人将行为与回报相联系时，内在的促动力不但会越来越弱，而且回报越多越不知满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是葛伟无尽的欲望“偷”走了自己的快乐。

　　我斟酌字句向他谈了我的分析：“实际上，能让你快乐的事很多，只是你不善于感知。不信你可以把这几年志得意满的事写下来，你会发现其实你是生活的幸运儿。如果对自己的成就都不愿意认同、感激，那你当然就不会快乐了。”

　　他难为情地笑了：“也许我对自己的要求太苛刻了。”

　　“那就宽恕自己也学着宽恕别人。”我对他说。

　　我让他回家做两个练习，每周有一天，不说“我”，如果实在要用这个人称代词，就用别的词代替。每周抽出两个小时做公益活动，并主动帮助对自己有嫌隙的人做一件事。三周以后我们再讨论“快乐”。这期间有事我们可以随时电话联系。他答应了。

　　葛伟“快乐缺失”的消极心理，说到底是由利己的物质主义造成的。我希望塞格利曼的积极心理学能启发他学会感激、宽恕、利它，并从中寻找到快乐。

　　按照心理学原则，行为坚持三星期可成为习惯。也许，生活能让葛伟有新的启迪。

　　三周后他如约来到了咨询室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不是弱势群体。”原来周末他到顺义儿童村做义工，那些出身罪犯家庭的孩子让他触动很大，他对我说：“我所有的弱势都是后天原因造成的，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。而这些孩子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背着十字架，可他们也开朗地活着。你说得对，我是个幸运儿。”

　　“其他的感受呢？”

　　“摒弃‘我’，开头不习惯，可真横下心来不想、不用，也挺爽，就像下棋把老将甩了，倒无所顾忌。而且，和有敌意的人沟通并不难。”他呵呵地笑，挺得意。

　　葛伟体会的不错，人在想着‘我’的时候，往往不会快乐，在忘我时，倒常常会感到满足。

　　“不过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生活中越是积极执著的追求越是不快乐？”

　　“那是你对积极的误解。”

　　人们往往把“积极”理解为“成功”或是“征服”。比如强迫性神经症人，做每一件事都以为，只要自己做到尽善尽美，客观现实就会因他的努力得以改变。实则脱离现实的努力只反映了他过分的欲望，当欲望超越了他的个人能力便形成矛盾和消极的冲突。积极的客观定义只是一种出色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，包括爱他人，爱自己，认识世界和欣赏生活。而在可能的条件下为所欲为，就是最佳的积极，最好的主动。
他若有所思。

　　临走时我嘱咐他，以后想咬牙时，一定要叫自己笑一笑，这有助于纠正他的颞颌关系紊乱。看着他年轻的背影，我想，在积极的人生路上，葛伟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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